仔细研究规则不难发现,球员和教练之间的“交流”会被认为是指导,可正如小威所言,如果自己没看到教练的手势,那又何来“交流”一说呢?乍一听好像很有道理,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存在着灰色地带,因为一方面球员确实无法自证清白,另一方面裁判也无法百分百确定球员看到了教练的指导,所以无论怎么判罚都会有争议:给予球员警告确实存在误伤无辜的可能,但坐视不管也会让漏网之鱼们钻起规则的空子来更加肆无忌惮。

最高人民检察院22日发布了修改后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记者就修改的主要内容采访了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主要负责人。
修改严格遵循立法精神
修改后的刑诉法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作了重要修改和完善,涉及检察职能的方方面面。
对此,负责人表示,修改后的刑诉法新增加的内容,有不少在检察工作具体适用中需要司法解释予以明确,一些根据修改前刑诉法制定的司法解释也要进行清理、修改和完善,一些与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实施相配套的制度和机制也迫切需要建立健全。刑事诉讼规则修改势在必行。他同时表示,修改工作中严格遵循了立法精神,坚持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强化了法律监督与强化自身监督并重,同时加强与中央政法机关的沟通协调,形成执法合力。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要善于使用、慎重使用
新刑诉法规定,对于涉嫌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
负责人表示,这是在侦查环节应对职务犯罪特殊性的有效措施。对这一措施既要善于使用,又要慎重使用。
因此,修改后的规则规定,指定的居所应当符合以下条件:具备正常的生活、休息条件;要便于监视、管理;能够保证办案安全。同时,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不得在看守所、拘留所、监狱等羁押、监管场所以及留置室、讯问室等专门的办案场所或者检察机关的办公区域执行。
严格规范和约束使用技术侦查措施
负责人介绍,新刑诉法增加了关于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相应的,修改后的规则在侦查一章中设专节对技术侦查措施作了专门规定,对技术侦查措施的使用作了严格的规范和约束。
第一,适用范围仅限于涉案数额在十万元以上、采取其他方法难以收集证据的重大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或者用于追捕被通缉或者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第二,使用的环节必须是在立案以后。第三,必须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第四,检察机关要交有关机关执行。第五,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证据、线索及其他有关材料,只能用于对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对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设专节加以规定
负责人说,新刑诉法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建立了违法所得没收机制,对于加大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的力度,不让潜逃的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到便宜,及时处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案件的涉案财产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修改后的规则对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设专节加以规定:第一,关于适用范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的,仅限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依法适用没收程序。第二,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接到公安机关移送的没收违法所得意见书后三十日以内作出是否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的决定。三十日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延长十五日。第三,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案件,认为可能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侦查部门应当启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进行调查。第四,人民法院对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进行审理,人民检察院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针对辩护制度存在的问题作了重大修改
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一项重要制度。近年来,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取得长足发展,但也存在诸如律师“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等突出问题。新刑诉法针对辩护制度存在的问题,作了重大修改。
负责人表示,为了适应这一变化,修改后的规则把有关辩护与代理的内容单独作为一章,并根据修改后刑诉法的规定,增加了诸多保障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人以及保障辩护人行使诉讼权利的条文,包括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权、辩护律师会见权、辩护人阅卷权、辩护律师申请检察机关调取无罪、罪轻证据的权利、辩护人提出辩护意见权,以及辩护人申诉、控告权等。
规定排除非法证据的效力
为有效防止刑讯逼供等现象的发生,新刑诉法明确宣示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原则,并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负责人说,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方面可以发挥重要职能作用。规则对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具体操作程序作了规定。
——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中其他“非法方法”作了界定,指违法程度和对当事人的强迫程度与刑讯逼供或者暴力、威胁相当,迫使其违背意愿供述的方法。
——规定了排除非法证据的效力。关于言词证据,被排除的非法言词证据不得作为报请逮捕、批准或者决定逮捕、移送审查起诉以及提起公诉的依据;关于物证、书证,对于经侦查机关补正或者能够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作为批准或者决定逮捕、提起公诉的依据,侦查机关不能补正或者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规定了排除非法证据的诉讼环节。人民检察院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均可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另外,检察人员参加庭前会议时,应当就排除非法证据提出意见。
讯问录音、录像可当庭播放
新刑诉法规定了讯问过程的录音或者录像制度。据介绍,检察机关从2006年开始推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的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在检察机关内部,对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的要求更高,要求做到“全程、全部、全面”进行。
修改后的规则对讯问时录音、录像规定了具体的操作程序:
——每次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对讯问过程实行全程录音、录像。讯问由侦查人员负责,录音、录像由检察技术人员负责。
——被告人或者辩护人对讯问活动合法性提出异议的,必要时,公诉人可以提请法庭当庭播放相关时段的讯问录音、录像,对有关异议或者事实进行质证。
此外,还规定了向人民法院移送证据材料时,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审前供述系非法取得,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将讯问录音、录像连同案卷材料一并移送人民法院等内容。

   
  对此,埃弗特表示同意,但她同时提出另一种可行性:那就是大满贯也像WTA巡回赛一样,允许教练进行指导,把一切都摆在明面上来,因为球员和教练之间可以通过各种暗号甚至眼神进行交流,非但本质上难以完全杜绝,同时裁判也很难面面俱到,反而会被指控“选择性执法”。但无论哪种方法,目的都在于减少争议,消除灰色地带。否则以现有的规则,不但增加了裁判的执法难度,同时也造成了球员和裁判之间矛盾的升级。

   
  这可能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既然是针对教练,那为什么要让球员受罚呢?所以能否修改规则,这种情况下可以给教练而非球员警告?有人甚至提议,二次警告后可以直接将教练逐出赛场,如若再犯甚至可以终身禁止此教练进入赛场。

   
  由此可见,正是现在的这条规则导致了球员履行、裁判执法时的双重困扰,最终陷入一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死循环。所以,与其纠结于球员和裁判谁对谁错,不如反思一下这个规则是否合理。美国名宿埃弗特就说道:“根据现在的规则,小威看到没有看到都不重要,因为警告是针对教练的。”《纽约时报》的网球记者罗森博格也说:“这次处罚与小威的行为和性格无关,都是因为帕特里克(莫拉托格鲁)的选择和动作。” 

   
  而这种情况下裁判的严格执法,若再被加上性别、种族、地域、国籍、身份等各种标签,恐怕任何人都是百口莫辩,正如拉莫斯此次所遭遇的口诛笔伐一样。英国《泰晤士报》的网球记者法拉塞尔则站在了这位葡萄牙金牌主裁的一边,他甚至认为问题出在其他裁判执法不严,才让拉莫斯显得“吹毛求疵”,他说道:“拉莫斯是少数敢在大牌球员身上严格执法的裁判,是他的同事们的不作为才让他陷入今天的困境,也让球员在受到应有处罚时却认为自己遭遇了不公正对待。”

      体坛特约记者弈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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