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社会科学网,作者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群众体育的发出及其影响

在不到30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从创建政党到取得全国胜利的历程。其间,在“枪杆子”实力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笔杆子”的威力也越来越彰显,“两杆子”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作为“笔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报人群体出现之后迅速崛起,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有特色的办报模式和新闻思想,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报宣传的纪律。“党的报刊必须无条件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从事报刊宣传工作的党组织和党员提出的基本纪律。

发文标题: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报刊发行管理的规定

中国共产党报人群体,指的是具有中国共产党党籍,在中国共产党所办报刊中直接从事新闻采写、评论写作和报刊编辑等内容生产工作的记者和编辑,或实际兼任党报党刊领导职务、直接参与党报党刊内容生产的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前者专职生产党报党刊的内容,后者虽是兼职却在参与党报党刊内容生产的同时影响甚至决定着党报党刊的发展方向。

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明确指出:“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这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第一条宣传纪律。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既重视党的出版物从中央到地方的广泛覆盖性,更强调其刊载内容的政治宣传性和导向性。

发文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在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报人大致可以分为创党初期报人、苏区报人、延安报人及根据地和解放区报人四类。按照前述界定,当时共有244人。其中创党初期报人74位、苏区报人24位、延安报人78位、根据地和解放区报人68位。作为一个群体,这四类报人之间,不是简单的、机械的延续关系。

1922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创办了第一个公开发行的中央机关报《向导》,主要发表时事政治评论文章,以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指导群众斗争为主要任务。《向导》的发行及其在舆论中的指导地位,对此后的革命运动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导向。1925年10月,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制定的《宣传问题决议案》指出:要“发展我们党的机关报,使他们通俗化”。

发布日期:1996-7-22

创党初期报人大多由党的宣传部门工作人员兼任。在“苏联模式”的直接影响下,自建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重视报刊工作,很快创建了一批党报党刊、团报团刊和工人报刊,分别由党委宣传部、团中央和团地方宣传部以及工人领导机关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亲自担任编撰工作。由于宣传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工作,因此建党初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绝大多数在党报党刊工作过。在国统区危险、艰难和清苦的环境下,他们积极主动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他们在办报实践中服从党的领导,把自己的报人角色融入党员的要求之中,为探索创办党报党刊的经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由于国民党的残酷打压,中共临时中央于1933年初撤出上海并抵达江西,创党之初的报刊活动由此结束。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高了对党报工作的认识,创造性地提出了“全党办报”的思想。1941年5月,中共中央下达的《中央关于统一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明确指出:“一切对外宣传均应服从党的政策与中央决定,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委、区党委负责同志的公开发言,尤应严格遵守此原则。”

执行日期:1996-7-22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后,《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红星》《斗争》等一批党政军报刊陆续创办。邓小平、刘伯坚等9位红军报人的出现壮大了苏区报人队伍,这是与创党初期报人队伍在结构上的明显区别。更重要的是,苏区报人认为报刊除了要集中力量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之外,还需要为苏区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服务。因此,配合扩大红军、征集粮食等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中心工作进行宣传,成了苏区报人的工作要求。此外,为了解决报社人手紧缺等问题和提高报道的准确性,苏区开始着力在各机关和各地方区委发展通讯员。网格化、系统化的通讯员队伍的建立,为后来“全党办报”思想的提出做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不过,随着“反围剿”的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苏区报刊活动由此结束。

同年5月16日,为加强党报对党的政策和方针宣传的权威性,中共中央决定将延安《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并发出通知:“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在严明的纪律要求下,革命战争时期的党报经常在显著重要的位置反映党的政策和工作,基本担当起了“革命政策和革命工作的宣传者和组织者”的重任。

生效日期:1900-1-1

长征抵达陕北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很短的时间内重建了政权组织、军事力量和宣传体系。从一开始恢复出版《红色中华》,到出版《新中华报》,再到延安《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等报纸和《解放》《共产党人》《中国文化》《中国工人》等刊物的创办,延安新闻事业很快繁荣起来,报人队伍由此崛起。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党报宣传内容的不断丰富,党对宣传纪律的要求也更加明确和严格。1980年2月29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党的报刊必须无条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政治观点。”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首次将党的宣传纪律写入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各级组织的报刊和其他宣传工具,必须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至今,这条纪律一直未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省报刊事业迅速发展,报刊发行工作总体上是健康的,有成绩的。但也出现了一些偏颇和问题。主要是用公费订阅的报刊过多过滥,报刊征订发行管理不善,一些部门不适当地强调本部门的利益,运用职权强行摊派订阅本部门、本行业的报刊,甚至在基层引发“报刊发行大战”,增加了基层的负担,引起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强烈不满,同时也严重影响了党报党刊的正常征订发行。为了扭转这种局面,特作如下规定:

延安报人的来源构成是多元的。78位延安报人中,张闻天、博古、陆定一、任质斌等10人是经过长征抵达陕北的;来自其他革命根据地和国共合作之后获释出狱而奔赴延安的革命者有20人。而全面抗战开始后受中国共产党吸引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文化人和知识青年,是延安报人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新涌入陕北的知识青年,由于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路线还缺乏真正的、系统的了解,因此首先需要进入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延安的学校学习,之后再经过甄选分配到报刊社工作。

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作为与中国共产党相伴90多年的宣传媒体,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报的所有工作,都要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真正做到爱党、护党、为党。

  一、要以治散、治滥为突破口,加强报刊管理工作。对种类重复、违背办报办刊宗旨、内容格调低下、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无实际意义,以及其它不具备办报办刊资格的报刊,视具体情况予以兼并或撤销出版登记。

除延安报人之外,其他抗日根据地也兴办了一批报刊。无论是在报人的来源和特征上,还是在办报模式和办报思想上,其他根据地报人都深受“延安模式”的影响。

  二、报刊主管部门要与所属的报刊社(有公开刊号的)在经济上彻底脱钩,不准利用职权强行从报刊社索取经济利益。

抗战胜利之后,一部分延安报人被派往东北、华北办报,从而有效地衔接了根据地报人和解放区报人之间的传承。这与只有陆定一、瞿秋白和周以栗3位创党初期的报人继续在苏区办报,及跟随长征的苏区报人只有陆定一和任质斌2人的传承模式,有显著的区别。派到东北、华北的报人,后来成了接管新解放城市新闻事业、在新解放大城市办报的骨干甚至领导。坚守在陕北办报的报人,在西北各省解放之后被陆续派往各省办报并担任了领导职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延安报人为全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们让延安报人的办报思想和工作作风走向全国,并深远地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新闻事业的发展。

  三、内部报刊不准刊印定价,不准公开征订、发行和销售,不得在广播、电视和正式报刊上为自己进行广告宣传。其发行和交换范围,不得超越本行业、本系统,更不准擅自发往国外、港澳台地区及境内涉外单位。

多数中国共产党报人是因为个人素养符合党报党刊的用人要求,经过党组织的细致甄选才得到指派进入报刊社工作的。这一甄选模式,在报人群体崛起的延安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四、各专业报刊不得在主管部门系统中建立自办发行网络,机关公务人员不得参与报刊自办发行工作;自办发行的报刊不准以高额“回扣”及其它不正当手段刺激和收买订户。

投身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人和知识青年,参加革命的初衷,并不是办报。但是,他们或由于早年有过报刊工作的经历,或由于展示出了办报的素养和能力而得到举荐,成为延安报人。本着“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信念,他们在成为报人之后,即把自己融入中国共产党的报业之中,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办报理念,并在办报实践中边干边成长。

  五、除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委宣传部、省邮电管理局外,其他任何部门均不准下发有关报刊征订发行的文件,也不得下达征订任务。

他们接受了指派,也自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对报刊和报人的要求。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自己的身份,首先是中国共产党人,然后才是报人。著名记者安岗的一次回答,充分证明了这一特点。1948年底,安岗在西柏坡遇到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刘少奇便问安岗是怎么办起报纸来的,他回答说:“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是服从工作需要。”在他们看来,办报是革命分工的一种,报人也仅仅是众多革命岗位中的一个。组织指派的从业缘由,是他们对党管报纸、党管报人的高度认同。

  六、对搞强行摊派的报刊社,视情节轻重,提出警告,限期改正和撤销刊号(包括内部报刊的登记)。对搞强行摊派的报刊社的主管部门和主管领导,视为搞不正之风,责令其书面检查或对其进行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触犯法律的,由司法机关处理。

中国共产党报人群体的培养,主要在两个维度展开:一是政治思想教育。创党之初和苏区时期,由于党和政府领导人的署名理论文章、重要会议的报告和决议在报刊内容中占很大比重,新闻报道的内容不多,专职报人的人数也较少。随着延安报刊数量的增加和新闻报道的增多,专职报人的数量也有所增加,报人的政治思想工作也相应得到重视。从青训班甄选知识青年进入以政治思想教育为主的延安学校学习,再从延安学校毕业生中甄选部分毕业生进入报刊社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报人的政治素质。而办报之余,报社经常开展政治理论和政治时事学习,报人的政治思想教育由此制度化和常态化。即便是处于流动办报状态下的根据地和解放区报人,政治理论学习也抓得很紧,如晋察冀日报社为了便于开展学习,利用报社现成的设备编印了许多纲领性文件和领导讲话的读本。制度化的政治理论学习,保障了报刊的宣传方向和报人的政治觉悟。二是办报业务能力培养。由于没有专业的新闻院校培养,绝大多数报人进入报刊社工作之前,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新闻业务训练,他们的办报技艺只能边干边学。为了尽快适应新的工作岗位,各报刊社都有一套训练新报人的方法,核心是同事之间的“师傅带徒弟”和“老手带新人”,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报人的上述甄选和培养模式,有效解决了报人的养成问题;其中的很多经验,为新中国成立后专业新闻院校的人才培养所借鉴。

  七、做好党报党刊的征订发行工作

中国共产党报人群体的产生,与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发展、新闻管理体制发展、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发展相适应。根据党报党刊的属性和功能,中国共产党确定了报人的定位和职能;随着新闻宣传事业发展壮大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报人群体的甄选和培养体系日渐完善,并在延安时期趋于成熟。延安报人不仅有力支撑了延安报业、解放区报业发展,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员保障。

  1、中央的《人民日报》、《经济日报》、《求是》,省的《河北日报》、《河北经济日报》、《共产党员》以及各市委机关报,是广大干部群众了解党和政府方针政策,了解国内外形势的重要媒体,肩负着“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历史重任,其地位和作用是其它报刊所不能替代的。因此,各地在禁止强行摊派订阅报刊的同时,一定要讲政治、顾大局,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做好以上报刊的征订发行工作。

(作者:陈志强,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报人群体的出现与崛起研究〔1921—1949〕”负责人、浙江万里学院教授)

  2、采取分期征订发行的办法,每年征订期间,上述党报党刊要作为首批征订发行对象,提前一个月开展征订发行工作,其它报刊不得抢先进行。凡用公费订阅报刊的单位,要优先订足上述党报党刊,此前不准订阅其它报刊。要保证党报党刊的覆盖面,城市居委会,工厂的车间、班组,宾馆(旅店、招待处),农村基层单位等,都要订阅党报党刊。《河北日报》、《河北经济日报》的订阅范围,继续按照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应订阅〈河北日报〉和〈河北经济日报〉的范围》的通知(冀传[1994]92号)要求,认真抓好落实。

  3、各市、县(市、区)要成立以分管书记为组长,党委办公室、政府办公室和宣传部、组织部、纪委等部门为成员的党报党刊征订发行领导小组,负责下达党报党刊发行计划,统筹安排党政机关订阅党报党刊的费用,并对其它报刊的征订发行进行监督和管理。

  4、各级党委组织部门每年要拿出一部分党费,交由各级党报党刊征订发行领导小组,用于统筹安排各级党组织订阅党报党刊。

  5、订阅党报党刊要与党建和精神文明建设挂起钩来。要将订阅党报党刊的情况,作为考核各级党组织和党政领导是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和宣传思想工作的一项内容。

  八、每年报刊发行工作结束后,省直各报刊社要将该年度征订发行办法、渠道、方式、份数,以及存在的问题,写出详尽的总结报告,报省委宣传部和省纪委(市级报刊社报各市委宣传部、市纪委)。

  以上规定,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执行。省委宣传部、省委组织部、省纪委、省监察厅、省新闻出版局、省邮电管理局要具体抓好落实,并做好督促检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