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头大哥效应,还原西夏之际1段完整的词坛OPPO史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以政治上的朝代兴替史划分艺术上的文学发展史或文体演变史,如“唐代文学史”“宋代文学史”“明词史”“清词史”等,这种划分的理论依据就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以及“诗亡于宋而遁于词,词亡于元而遁于曲”的“文体代兴”论,所以不妨称之为“朝代文学史观”或“朝代词史观”。

内容摘要:他们创作了既不同于以往“明词”、又有异于康熙中后期“清词”的感事性空前凸显、力度美空前张扬的“变徵之音”,从原先唯《花间》《草堂》是从的单一逼仄之路,走向了多元化的康庄之道,最终将词坛推向了中兴之盛。三明清之际词坛中兴的又一标志是词集、词谱、词论、选学、词集评点等词学元素空前繁富,这既推进了词学体系的建构,又具有或规范创作、或引领创作、或总结创作的功能,呈现出词学元素的丰硕与词坛创作的兴盛共生互动的特点。无论标榜抑或“矜贵”,词集评点之风赖以盛行的一个重要动因,在于词人振兴词坛的强烈欲望与愿景:通过评点,使众多评点者的词学观点得以发表与传播,也使词作者的地位与声誉得以张扬与提升,两者的互动,成了词坛中兴的重要一环,并以内容的具体性、生动性和多元性。

清初词派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声气之变推进词学之变。其表现往往是,一二魁杰率先振起,同时羽翼同声相应,天下操觚之士翕然从风,于是,某种词学主张就像风行草上一样传播开去,词学风气之变则如立竿见影那样迅速。这种现象可以形象地称之为“领袖效应”。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关键词:词坛;创作;词人;词派;变调;词学主张;别集;名家;之盛;崇祯年间

“领袖效应”在词学领域的出现,是清初社会注重声气的结果,而声气相应的形成则又是文人社团兴起和群体意识张扬的产物。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二曰:“是时吴中有文社曰同声,而孙(承恩)实为领袖。同社多效其体,而风气遂为之一变。所选丁亥房书,名曰《了闲》,悉六朝丽语,风行海内,一时纸价顿高。”[1]一般来说,像同声社一样,每一社团皆奉一二人为领袖,同社的成员一律摹仿其文体诗风,而且,社中还要编刻范文,印刊天下,如复社的《国表》、几社的《壬申文选》以及这里所提到的同声社的《了闲》,无不风行海内,使风气为之一变。

值得反思的“朝代词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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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效应”对词学最突出的影响是促使词学发展变为由于外部因素的干预而强制词风之变。其特征表现在:一是词学变化的节奏加快。因为一个社团的出现往往伴随一个新流派的登场和一种新词风的风行于世,而社团一旦解体随即是流派的瓦解和词风的更替,这正如通常所说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二是词人影响的范围更广。词人社团通过举行社集、彼此酬唱和刻印词集等方式高自标帜,激扬声气,所以一种词风的影响往往随着社集人数的膨胀、唱和风声的浓厚以及词集流传的广泛而向词学的时空不断推开、扩散。三是词风取决于声气,意味着词学发展藉于他律而非自律。而且,盟主既立,又有摹仿的词作,所以填词只须唯马首是瞻和依样画葫芦即可。四是个体受制于群体。社团中的词人体现的是一种群体角色,他必须遵循社团的共同思想行为方式和词学创作原则。

诚然,“文变染乎世情”,每个朝代的政治、经济、学术、文化以及由诸多因素孕育而成的风尚习俗、价值取向和时代精神,对包括各种文体在内的文学创作具有深刻的影响。不过,文学的兴衰并非如政治上的朝代戛然而止、即时而起那样的直接明了,它在受外部影响的同时,自身的秉性起着决定性作用,简单地以朝代兴替史划分文学发展史,难免有削文学自身之“足”而适朝代外在之“履”之嫌,且会带来诸多彼此凿枘、相互矛盾的问题,学界划分“明词史”与“清词史”时,就带来不少问题。

  明清之际词人辈出,他们或生于明万历后期而在天启、崇祯年间以词名家,或生于明天启、崇祯年间而在清顺康之际以词名家,属于同一风会所趋下相继而起、前呼后应的两代或三代人。他们创作了既不同于以往“明词”、又有异于康熙中后期“清词”的感事性空前凸显、力度美空前张扬的“变徵之音”,从原先唯《花间》《草堂》是从的单一逼仄之路,走向了多元化的康庄之道,最终将词坛推向了中兴之盛。

清顺治十七年,王士禛、邹祗谟合作选编的《倚声初集序》,收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467位词人的1914首词,用以昭示自万历后期以来词坛“为体为数与人,仿佛乎两宋之盛”的历史,是一部典型的“明清之际词选”。但为了区分“明词”与“清词”,学界却争论:“《倚声初集》毫无疑问是清初词选,认为它所录‘实皆明人’,是‘清初人所编晚明词选’,显然是疏于审辨的误断。”视之为“晚明词选”,或断之为“清初词选”,均是以政治上的朝代为框架的“朝代词史观”所致,都与事实相背离。

  一

清初的第一个词派——云间词派,是在几社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文学流派的形成,按照严迪昌先生的说法,“必须首先得拥有一面旗帜,即领袖式的足以能凝聚团结起同辈和后进的有权威性的大作家,在他周围形成一个可观的有影响的作家群体。他们在艺术情趣、审美倾向以至理论主张上应有大致相同或近似的追求,这种追求和实践又总是集中反映在他们编纂的总集和选本之中。”[2]P4云间词派的旗帜,即领袖式人物就是陈子龙。

尤为突出的是,割裂了大量生活在明清易代之际词人的身份。清人所编《明词综》和《国朝词综》正、续诸编,以及近人与今人所编《明词汇刊》《全明词》与《全清词?顺康卷》等,编撰的原则既来自政治上的朝代界线,又来自词人在异代之际的政治分野。如曹尔堪作于明崇祯年间的《未有居词笺》被编入《全明词》,主要作于清初的《南溪词》被收入《全清词》,研究“明词史”时,不及《南溪词》,论及“清词史”时,则不及《未有居词笺》。又如陈子龙与李雯二人本为同年生、同年死,同是云间词坛的创始者,由于政治上的选择截然相反,陈子龙被列入明代词人的行列,李雯则被划为清代词人。以此划分明清之际词人身份,严重影响了对词史本来面貌的认识。

  入明后,由于词的“曲化”,导致“词曲不分”。《诗余图谱》与《啸余谱》在万历后期至崇祯年间的盛行,教会了词人“怎么填词”,并在“怎么填词”中规范了词的法度,为词坛中兴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石;明清之际词选如《倚声初集》则展示了“词写什么”与书写风格,谱写了自明末至顺治年间“正”与“变”兼具并行的历史。特别是进入康熙朝后,各种风格的“正声”与“变调”并驾齐驱,全面形成了众体兼备、交相辉映的鼎盛局面。

龙榆生称:“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3]P66高度评价了陈子龙在明清之交的词坛上起了济弱起衰之功。

正如袁枚《答施兰垞论诗书》所说:“唐、宋者,一代之国号也,与诗无与也。诗人各有人之性情耳,与唐、宋无与也。若拘拘焉持唐、宋以相敌,是子之胸中有已亡之国号,而无自得之性情,于诗之本旨已失矣。”“明”与“清”也分别是“一代之国号”,与基于“人之性情”的词之“本旨”并无必然联系。事实上,明末“甲申之变”虽然标志了旧王朝的结束和新王朝的开始,但对于词坛来说,却加速了中兴之旅的进程,而非“明词史”与“清词史”的分水岭。

  作为明清之际词坛运行的模式,“同人”唱和始于天启、崇祯年间,兴盛于康熙前期。词坛的每一次新变,均伴随“同人”的唱和之声。抱有易代情怀的“同人”聚集在一起,在唱和中进行情感上的深度沟通与共鸣,在共鸣中引领创作的主题取向;在情感共鸣与艺术交流的双向作用下,“同人”的艺术个性与才华得到了舒展和锤炼,在唱和中,“逼出妙思”,从同立异,自创一格,引领词风新变,推进了创作繁荣。

陈子龙(1608—1647)字人中,一字卧子、懋中,号轶符,晚年自号大樽,别号于陵孟公。松江府华亭县莘村人。

“词亡于明”与“清词中兴”

  二

在“几社六子”中,只有夏允彝和陈子龙有词存世,而夏允彝是以经史见长,词作不多,并不擅长,独陈子龙专于倚声之道,留下了《江蓠槛》和《湘真阁存稿》两部词集,并且还有一些有关词的理论,虽散见于一些序跋类的文章中,如《幽兰草题词》、《王介人诗余序》、《三子诗余序》、《宋子九秋词稿序》等篇章,但综合起来,大体也可看到一条理论线索,简而言之,就是复古的词学观念。他的词学思想对云间词人确有指导作用。同时,陈子龙在词的创作上极力鼓动云间其他词人和他一起唱和。彭宾在《二宋唱和春词序》中介绍了这一情况:

入清以后,“词亡于明”与“清词中兴”,几乎成了评价“明词”与“清词”的定论。其实,继两宋以后词坛中兴的序幕,自明万历三十年前后已被开启,至清康熙三十年前降下帷幕。

  在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历程中,柳洲、云间、阳羡、浙西四大词派尤为令人瞩目。他们或率先揭开词坛中兴之盛的序幕,或成为推进中兴之盛的主力,或顺应时代精神的转变,主导词坛转型。

忆在二十五年前,大樽方弱冠,自叹章句之学,束于世资,蹉跎十年,不得恣意作诗,间于余私分一韵,依仿古则,挥写情性。余尔时食贫授徒,既乏敏质,又鲜专功,遂使风雅之道,陵轹前后者,以让吾友,至今恨之。大樽憎予之懒,喜舒章之勤。若子建(宋存标)、尚木(宋徵璧),年齿虽不大远,而同人之工于倚声者,宋氏最先,则推为前辈矣。既复得辕文(宋徵舆)。大樽见其拟古诸篇,踊跃狂叫,自此劈笺开衮,赠答流连,赋咏之余,尽醉永夜。[4]P67

明人“词曲不分”,词的“法律荡然”;“夫就学词以言词,因明词之谬于律韵”而失词之“鹄式”,成了“明词”衰落的重要原因,是近代以来词学界的共识。不过,在清初邹祗谟看来,万历年间,词的“法律”或“律韵”业已“复明,犁然指掌”,所指即张綖《诗馀图谱》与程明善《啸余谱》。张《谱》与程《谱》自万历二十三年至康熙初年间,不断被重刻。这两部声律《谱》虽存在诸多不足,但在恢复词的“律韵”中居功至伟,王士禛还自称因“偶读《啸余谱》,辄拈笔填词”,成为词人。要之,自万历后期始,因张、程两《谱》的盛行,词在声律上的体制开始正本清源,使填词者“寻声而按谱”,犹如“索骏有象,射鹄有的”,保证了词人的创作从先前的“不合度”向“合度”转化,也从根本上孕育了明清之际词坛的中兴之盛。

  柳洲词派孕育于万历末,在词风上率先揭开中兴序幕。刻于崇祯八年与九年的王屋、钱继章、吴熙、曹尔堪四人《词笺》,以及同里词人钱继登、曹勋、魏学濂、陈龙正等为《词笺》所作序文,体现了以王屋为领袖的前期柳洲词派所拥有的词学主张与相对统一的创作风格。在词学主张上,他们从创作主体出发,推尊词体的诗化功能,属于创作主体论;在创作上,他们重启了始于苏轼而盛于南宋的“变调”,形成了以“清”为特征的闲澹秀脱的词风。柳洲词派的后期领袖曹尔堪入清后,通过主导“同人”唱和,给自己原有的“变调”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也为“变调”在清初的衍生与发展推波助澜。

彭宾的这篇序作于顺治十年癸巳(1653),以前推“二十五年”,当为明崇祯元年戊辰(1628)。当时陈子龙极力倡导诗词唱和,并和李雯、宋徵舆初步形成了云间三子。从彭宾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知道,宋存标、宋徵璧等人最先在几社中进行词的创作,后来宋徵舆开创了词作的“春令之作”,得到了陈子龙和李雯的积极响应,云间词人群体于是进行了长期社集唱和活动,最终形成云间词派。

随着对词体“律韵”的遵循,词人队伍不断壮大,尤其在太湖流域,词人百十成群,名家林立。刊刻于康熙前期的《柳洲词选》《西陵词选》《松陵绝妙词选》《荆溪词初集》,以及分别编定于康熙三十一年与乾隆年间的《梁溪词选》《梅里词绪》等郡邑词选,反映了明万历后期至康熙前期太湖流域两代或三代不同郡邑词人群,在同一风会下前后相继的历史及其创作风貌与成就。在这些郡邑词人群之间,或联镳竞逐,或前后相继。如荆溪陈维崧与梅里朱彝尊,陈廷焯视之为词中的李白与杜甫,为明清之际词坛的“双子星”,交相辉映。又《柳洲词选》所选柳洲第二代词人王屋,于万历后期“染指”词坛,至崇祯四年,作词达千首之多,崇祯八年,其《草贤堂词笺》十卷与同郡钱继章《雪堂词笺》一卷、曹尔堪《未有居词笺》五卷、吴熙《非水居词笺》三卷合刻为《词笺》系列。他们的词学主张与创作实践,为以陈维为首的荆溪即阳羡词派所继承,并发扬光大。当太湖流域词人走出本郡邑,与其他词人相交集,汇成了自宋以来罕见的、声势浩大的词人队伍,共同将词坛推向中兴之盛。

  刊于崇祯十年的《幽兰草》,与刻于顺治五年的《倡和诗余》,均为云间诸子在唱和中博弈竞技的产物。云间词派以陈子龙为领袖、以几社为组织、以唱和为纽带,理论主张以“言情之作必托于闺襜之际”的“寄托说”,旨在推尊词“别是一家”的体性为特征,属于词的本体论。其中,《幽兰草》在回归五代北宋的“本色”中,形成了“言内言外,神韵各足”的审美意境,为十余年后的《倡和诗余》寄托大“用意”打下了基础,在柳洲词派重启的诗化“变调”外,重振风雅“正声”。康熙前期顾贞观、纳兰性德等“性灵”词人,将风雅“正声”推向高峰。

至康熙三十年前,词坛大批主力如吴伟业、龚鼎孳、纳兰性德、陈维崧、曹贞吉、朱彝尊、顾贞观、李良年等相继辞世或淡出词坛,中兴之盛不再,词坛进入代群更替的阶段,步入漫长的停滞期。

  汇结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创作风格与成就的词选,是刊刻于康熙十七年的《荆溪词初集》。该集在选域上,“正声”与“变调”兼具并举,体现了阳羡词人群“取裁非一体,造就非一诣”的创作风貌,集中展示了阳羡词人共同遵循的极具包容性和开拓性的词学主张。该主张决定了阳羡词派在艺术风格上兼备众体而非独尊一体。而其建立在创作主体基础之上的“尊体论”、“创作论”、“风格论”等词学理论,并非无复依傍,而是渊源有自。从词学主张与创作实践观之,其“正声”与云间词派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其“变调”则是对柳洲词派的开拓与发展,并将其推向高峰。

曹尔堪是柳洲词派的领袖,朱彝尊《柯寓匏振雅堂词序》:“崇祯之季,江左渐有工之者,吾乡魏塘诸子和之。前辈曹学士雄视其间,守其派者,无异豫章诗人之宗涪翁也。”[5]P233将曹尔堪比作江西诗派的黄庭坚,充分肯定了曹尔堪对柳洲词派的领导作用。曹尔堪(1617—1674),字子顾,号顾庵。他“十岁能属文,十二善诗词,时人拟之圣童”[6]P233。尤侗在给曹尔堪《南溪词》写的序中高度评价了他的词风:

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史的标志

  浙西词派的宗主朱彝尊及其传人李良年、李符为第二代梅里词人。明天启至清康熙初年,梅里词人群“人各一家”,无流派意识,朱彝尊的前期创作深受其影响。在后来融汇浙西群彦的过程中,朱彝尊却改变了先前不主一家的多元格局,趋向唯南宋“醇雅派”词人姜夔、张炎是尊的单一逼仄之路,标志是康熙十八年《词综》的问世;张炎等人的《乐府补题》则又为朱彝尊倡导浙派词学主张,提供了理想的范本。康熙十八年前后由李良年、朱彝尊在京师先后发起的“拟《补题》唱和”,是浙派践行其词学主张的重大活动,参与这一活动的有不少为非浙西词人,表明咏物体格,取径姜、张,崇尚醇雅,是顺应时代精神需求的一种审美选择。浙西词派顺应了新的审美趋向,率先引领词坛转型。

予惟近日词家,烘写闺襜,易流狎昵;蹈扬湖海,动涉叫嚣,二者交病。顾庵独以深长之思,发大雅之音,如桐露新流,松风徐举,秋高远唳,霁晚孤吹。第其品格,应在眉山、渭南之间。会须诃周柳为小儿,嗤辛刘为伧父。……新城王阮亭亟称之矣,曰:“学士词,其源出于豳风,一洗郑卫。”予尝以为知言。[7]P1

明人徐复祚在《曲论》中说:词乃“小技”,为“供酒间谑浪之具”,“以磨岁耳,何关世事”。因此,词坛唯“草堂”“花间”是从,取径逼仄,词学观念与理论单一狭隘,这是“明词”衰而不振的又一原因。至明清之际,不仅词学元素空前丰富,胜论迭出,集宋代以来词学理论之大成,而且词学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明天启年间,卓人月、徐士俊合编《词统》,以两宋词为统序,既不轻视“花间”艳情,又强调词的抒情言志功能与词体风格的多样化,为词坛中兴之盛在观念上导夫先路。崇祯年间,以王屋为盟主的柳洲词派将词与诗、骚相提并论;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进而将词与经、史相提并论,认为选词存词视同存经存史,为词学史上最具开拓性的词学观念。这些词学观念直接作用于创作实践,成为词坛中兴之盛的标志之一。

在词坛被云间词派所笼罩的时候,大家作词都是绮艳,而曹尔堪的词则不同,没有周、柳的婉约,也没有辛、刘的尚气,而是具有苏轼、陆游的清逸、疏朗,有大雅之音。以曹尔堪词比陆游词的还有当时积极参与词学活动的邹祗谟。邹祗谟在《远志斋词衷》“词有闲淡一派”条中这样说:

随着词学观念的开拓,主张词体功能的多元化,词的书写内容和表现风格也呈现多样性。如陈维崧词既有“花间”艳情、闲情逸致,婉丽飘逸;又有亡国之痛、失路之悲,悲壮沉雄,即蒋景祁《陈检讨词钞序》所说:“取裁非一体,造就非一诣,豪情艳趣,触绪纷起,而要皆含咀酝酿而后出。”又曹尔堪《江湖载酒集序》称朱彝尊“盛年绮笔,造而益深,宜其无所不有也”。康熙前期,曾王孙汇刻《百名家词钞》,并为之作序,序中说:“或如泛海,游蓬莱阆苑,仙楼缥缈,金碧浮空;或如武库开张,森列戈戟;或如田僧超快,马入阵先,为吹笳壮士之声;或如窅娘缠帛,飞燕牵裾,舞于莲心掌上;或如孟才人一声《河满》,泪落君前,时歌时泣,或醉或痴。”形象概括了百名家词内容丰富,风格多样,犹如百花怒放,为明清之际词坛中兴之盛的又一标志。

诗家有王、孟、储、韦一派,词流惟务观、仙伦、次山、少鲁诸家近似,与辛刘徒作壮语者有别。近惟顾庵学士情景相生,纵笔便合,酷似渭南老人。[8]P655

入明以后,因词为“小技”的观念盛行,作词专家与词人别集不多,明人词往往附在诗文集后。至明清之际,词与诗文一样成为文人抒情言志的主流文体,以词名家的文人大量涌现,词为专集之风盛行。继崇祯八年王屋等四人词集组成的《词笺》系列后,众多词家先后整理自己的作品,结集刊行,一派“家操和璧,人握隋珠”的景象,其中不少被汇为丛刊。于康熙三年至十六年陆续汇刻的《国朝名家诗余》,汇集了王士禛、邹祗谟、彭孙遹、曹尔堪、王士禄、尤侗、董以宁、董俞、陈世祥、陈维崧、吴伟业、梁清标、宋琬、黄永、陆可求等十五位词人别集;汇刻于康熙十八年的《浙西六家词》,收录了朱彝尊、李良年、沈皞日、李符、沈登岸、龚翔麟等六家别集;始刊于康熙二十三年、约终于康熙二十六的《百名家词钞》,所收词人别集达108种之多。短短的二十余年内,竟有如此多的词人别集刊刻问世,在两宋也并不多见,堪称盛况空前。

曹尔堪词风是有变化的,严迪昌先生认为“就其主要作品看,风格也还是以‘清’为多。随着其境遇的迁移,由清逸而趋向清雄”。[2]P49他的这种词风在当时词坛上追慕云间,皈依草堂的大势下,确实也吹进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对清初词风的嬗变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史论”负责人、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曹尔堪对清初词坛的影响不是光靠他词学创作的成就一项,他有着明确的理论指导。

曹尔堪为汪懋麟《锦瑟词》所写的序言,是他重要的一篇词学理论文章,现摘抄如下:

戊申重九,偶滞广陵。策杖过红桥,登法海寺,遥望平山堂。可二里许,欲造而观焉。而小雨微茫,路湿秋草,辄兴尽而返。因窃叹曰:欧苏两公,千古之伟人也。其文章事业,彪耀天壤,而此地独以两公之词传,至今读“朝中措”、“西江月”诸什,如见两公之须眉生动,偕游于千载之上也。世乃目词为雕虫小技者,抑独何欤?以词学为小技,谓欧苏非伟人乎?[9]P1

文章以一次扬州旅行,探访平山堂的感受入手,来证明词非小技。他的感受大概有两点:第一,欧阳修、苏轼都是千古之伟人,但他们也从事词的创作,说明词非小技;第二,欧阳修、苏轼的“文章事业,彪耀天壤”,他们的诗文成就是远远高出于其词的成就的,但这个地方直到当时还只是在唱欧苏两公填的“朝中措”、“西江月”词调,“此地独以两公之词传”难道不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从传播、接受这方面看,词绝不能小觑,它是普通老百姓所喜欢的,也容易流传的。接下来强调了词本身的艺术境界及读词时的独特感受,“词犹龙之片甲,风之一羽耳。徐而读之,淙淙乎春涧之泻壑也。蔼蔼乎秋云散空而变态万千也。稷稷乎松籁之咽也。锵锵乎追风蹑影雹散而冰裂也”。看到这句话就会想到曹尔堪另一处论词的例子,在田同之《西圃词说》中有“曹学士论词条”云:“魏塘曹学士云:词之为体如美人,而诗则壮士也。如春华,而诗则秋实也。如夭桃繁杏,而诗则劲松贞柏也。”以形象的譬喻说明了诗词两种文体的不同,正如一阴一阳一样,没有什么优劣之分,好坏之别。曹尔堪的这些论词言论不是抽象的说教,而从具体的事例出发,并且他还能从文学的传播和接受方面看到,词会和诗文一样流传千古的,这些确显出他不一样的眼光。

曹尔堪与清初许多名词人均有交游和酬唱,比如尤侗、宋实颖、余怀、孙默、王士禛、王士禄、沈荃、姜宸英等。尤侗是其中交往最为密切,感情也最为深厚的。尤侗《南溪词序》回忆:“记二十年前,与顾庵相乐也。每当湖山晏集,毫墨淋漓,酒旗歌扇,故逢迎不暇,此真少时之极致矣……回思二十年前之乐,恍焉如梦,其能无慨于心乎?”曹尔堪《百末词序》中也说:“追惟三十年以来,世事沧桑,功名荣落,不可胜计。独笔墨之缘,少年积习,老而不辍。自髫龄至今,追随唱和者,同里尚木、质生、尔斐、寅仲诸君子,引为同调。而扁舟过从,商榷花间草堂之胜事者,吴门独吾悔庵耳。”[8]曹尔堪在序言中列举了追随他唱和的一些人物名单,包括宋徵璧、孙琮、钱尔斐、吴亮中等。其实,当时曹尔堪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嘉善一地,从当时词人次曹尔堪词韵情况就可略窥一斑。当时一些有名的词人如龚鼎孳、陈维崧、尤侗、吴绮、梁清标、王士禄、朱彝尊、徐釚、顾贞观、陈世祥等都有多首和曹尔堪词韵的词。

阳羡词派的领袖当推陈维崧。陈维崧在清初词坛的地位很高,陈廷焯曾这样评价他:

国初词家,断以迦陵为巨擘。……迦陵词气魄绝大,骨力绝遒,填词之富,古今无两。只是一发无余,不及稼轩之浑厚沉郁。然在国初诸老中,不得不推为大手笔。迦陵词沉雄俊爽,论其气魄,古今无敌手。若能加以浑厚沉郁,便可突过苏、辛,独步千古,惜哉!蹈扬湖海,一发无余,是其年短处,然其长处亦在此。盖偏至之诣,至于绝后空前,亦令人望而却步,其年亦人杰矣哉!其年诸短调,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是何神勇![9]

陈维崧不仅在词的创作上有卓越的成就,同时他极力推动阳羡一地的词学活动,蒋景祁《陈检讨词钞序》:

然《乌丝词》刻,而先生志未已也。向者诗与词并行,迨倦游广陵归,遂弃诗弗作。伤邹、董又谢世,间岁一至商丘,寻失意归,独与里中数子晨夕往还,磊砢抑塞之意,一发之于词,诸生平所诵习经史百家古文奇字,一一于词见之。如是者近十年,自名曰《迦陵词》。
[10]

陈维崧为词学的发展,进行了不懈的努力,首先,他尊体,发出了“仆本恨人,词非小道”[11]卷二的呼吁,他在《词选序》中具体而详细地提出尊体主张,研究者都把它当作阳羡词派的词学宣言:

客或见今才士所作文间类徐庾俪体,辄曰:“此齐梁小儿语耳”,掷不视。是说也,予大怪之。又见世之作诗者辄薄词不为,曰:“为辄致损诗格。”或强之,头目尽赤。是说也则又大怪。夫客又何知?客亦未知开府《哀江南》一赋,仆射在河北诸书,奴仆庄、骚,出入左、国,即前此史迁、班掾诸史书未见礼先一饭。而东坡、稼轩诸长调,又骎骎乎如杜甫之歌行与西京之乐府也。盖天之生才不尽,文章之体格亦不尽。上下古今,如刘勰、阮孝绪以暨马贵与、郑夹漈诸家所胪载文体,仅部族其大略耳,至所以为文不在此间。鸿文巨轴,固与造化相关,下而谰语卮言,亦以精深自命。要之穴幽出险以厉其思,海涵地负以博其气,穷神知化以观其变,竭才渺虑以会其通,为经为史,曰诗曰词,闭门造车,谅无异辙也。

今之不屑为词者,固亡论。其学为词者,又复极意花间,学步兰畹,矜香弱为当家,以清真为本色。神瞽审声,斥为郑、卫。甚或爨弄俚词,闺襜冶习,音如湿鼓,色若死灰。此则嘲诙隐庾,恐为词曲之滥觞;所虑杜夔左,将为师涓所不道,辗转流失,长此安穷!胜国词流,即伯温、用修、元美、徵仲诸家,未离斯弊,余可识矣。余与里中两吴子、潘子戚焉,用为是选。嗟乎!鸿都价贱,甲帐书亡,空读西晋之阳秋,莫问萧梁之文武。文章流极,巧历难推,即如词之一道,而余分闰位,所在成编,义例凡将,阔如不作,仅效漆园马非马之谈,遑恤宣尼觚不觚之叹,非徒文事,患在人心。然则余与两吴子、潘子仅仅选词云尔乎?选词所以存词,其即所以存经存史也夫。[11]卷二

陈维崧尊体很是彻底,首先,他站在“天之生才不尽,文章之体格亦不尽”的高度,阐明创新、演变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不存在文体的优劣高下;其次,他将词放到了与经史并列的高度,认为词也可存经存史。

在陈维崧的努力下,聚集在他周围的词人足有百人之多,并且有许多人还有专集,如史惟圆有《蝶梦词》、任绳隗有《直木斋词选》、徐喈凤有《荫绿轩词》、曹亮武有《南耕词》、万树有《香胆词选》、蒋景祁有《罨画溪词》、董儒龙有《柳堂词》、徐瑶有《双溪泛月词》、徐玑有《湖山词》、路传经有《旷观楼词》、陈维嵋有《亦山草堂词》、陈维岳有《红盐词》、陈维岱有《石闾词》、陈枋有《香草亭词》、陈履端有《爨余词》、弘论有《泥絮词》、原诘有《红豆词》、史可程有《观槿词》、史鉴宗有《青堂词》、龚胜玉有《仿橘词》等,足有三十多家,不可谓不壮观。正像蒋景祁在《荆溪词初集序》中所说的“自一二士大夫而下,以至执经之士,隐沦散逸,人各有作,家各有集”。

曹溶是早期浙西词人群的领袖。朱彝尊在《静惕堂词序》中说:“念倚声虽小道,当其为之,必崇尔雅,则亦足以宣昭六义,鼓吹元音。往着明三百祀,词学失传,先生搜集南宋遗集,尊曾表而出之,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舂容大雅,风气之变,实由先生。”曹溶对浙西六家词人都有程度不等的影响。根据曹溶和浙西六家词人的关系,可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种形式,其中朱彝尊和李符是直接受曹溶影响,而余下的李良年、沈岸登、沈皞日、龚翔麟都通过和曹溶交游、诗词唱和、书信往来等形式间接地受曹溶的影响。首先讲对朱彝尊的影响,朱彝尊在《耒边词序》中自述其追随曹溶作词的经过:“二十年来诗人多寓声为词,吾里若右吉、庾清、青士、山子、武曾,咸先予为之者也。逮予客大同,与曹使君秋岳相倡和,其后所作日多,谬为四方所许。”叶嘉莹先生曾考证朱彝尊的《江湖载酒集》是在曹溶影响下所完成的,她说:“至于朱氏之大量为词,而且写出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与成就,则当在他追随曹溶军幕旅游云中大同的一段时期所完成的。此一时期的代表作,就是他先后于康熙六年所编订的《静志居琴趣》一卷,和康熙十一年所编订的《江湖载酒集》三卷。”[12]P103李符曾直接受知于曹溶,还有机会得到曹溶的藏书,据《四库存目丛书•耒边词提要》:“符早受知于曹溶,得其藏书,又与朱彝尊等结诗社,故其学颇有渊源。”《续修四库全书•耒边词提要》中明确提出李符的词与曹溶词的渊源关系:“符词言近旨高,风骨遒上,似不得以南宋正其境者。以较良年,不独无愧而已。盖符早受知于曹溶,又与朱彝尊相切磋,故工力甚深。”李良年与曹溶曾有多次的书信往来,这从他们两人的文集中可找到证明,在黄汝铨编选的《曹秋岳先生尺牍》和胡莲峰编选的《倦圃曹秋岳先生尺牍》等书中都收有曹溶写给李良年的信札,比如《答李武曾》、《与李武曾》等,同时李良年的《秋锦山房集》卷二有《怀曹秋岳先生兼讯俞丈右吉》、卷十六有《送朱锡鬯游云中序》等。沈皞日和沈岸登为叔侄关系,沈皞日与曹溶又为中表兄弟,他们之间有多次宴集唱和的事例,沈皞日有词《摸鱼子•同山表兄招同右吉子葆锡鬯集倦圃命赋檇李用锡鬯韵》可作证明。龚翔麟家的藏书对酷爱搜集古书的曹溶来说,其吸引力是可想而知的,曹溶在上龚翔麟处搜集宋元词人集子之时,也与之进行诗词唱和。曹溶曾给龚翔麟的《红藕庄词》作序,在序中他高度评价了龚词说:“词家之拈僻调固难,而拈僻调者求为尖新妙丽则更难。读《红藕庄词》,备美角胜,脱洒尘习,驾姜史而上之,不独使竹垞、融谷独擅所长也。”[13]

直接推动浙西词前进并最后发展成清初一大词学流派的还得算朱彝尊。朱彝尊(1629—1709),嘉兴人。诗书儒门之后,从小聪慧绝人,并勤学不倦。《墓志铭》上说他“少而聪慧绝人……书过眼复诵不遗一字。……客游南北,必案载《十三经》、《二十一史》”。朱彝尊游历颇广,“所至丛祠荒冢,金石短缺之文,莫不搜别考证,与史传参互同异”[14]。潘耒《曝书亭集》序中说:“竹垞之学邃于经,淹于史,贯串于诸子百家,凡天下有字之书,无弗披览,坠文遗事,无弗记忆。蕴蓄闳深,搜罗繁富,析理论事,考古证今,元元本本,精详确当,发前人未见之隐,剖千古不决之疑。”[15]查慎行《腾笑集序》也说:“先生于书无所不窥,搜罗遗佚,爬梳考辨,深得古人之意而后发而为文,粹然一泽于大雅。固非今人之称文者所敢望矣。”[17]有了聪明再加上勤奋,朱彝尊学识相当广博,在经学、史学、文学诸方面都有相当的造诣。《四库全书总目》称:“彝尊以布衣登馆阁,与一时名士,掉鞅文坛。时王士禛工诗而疏于文,汪琬工文而疏诗,阎若璩、毛奇龄工于考证而诗文皆次乘。独彝尊事事皆工,虽未必凌跨诸人,而兼有诸人之胜。核其著作,实不愧一代之词宗”。

朱彝尊爱书成痴,喜欢抄书,在《鹊华山人诗集序》中他说:“中年好抄书,通籍以后,集史馆所储,京师学士大夫所藏弆,必借录之,有小史能识四体书,间作小诗慢词,日课其传写。坐是为院长所弹,去官,而私心不悔也。归田之后,抄书愈力。”[15]卷三十九他抄书是广泛地借,他在《曝书亭集录序》中有一段话可看到朱彝尊借书之广,他说:“时曹侍郎洁躬,徐尚书原一,皆就予传抄,予所好愈笃,凡束脩之入,悉以买书。及通籍,借抄于史馆者有之,借抄于宛平孙氏、无锡秦氏、昆山徐氏、晋江黄氏、钱塘龚氏者有之。主乡试而南还里门,合计先后所得,凡三万卷。先人之手泽,或有存焉者。归田之后,续收四万余卷,又上海李君赠二千五百卷。于是拥书八万卷,足以豪矣。”[16]卷三十五抄书之勤,收集书之广,收获也颇丰,“拥书八万卷”不能不说是一个可观的数字。这些书中当然也包括词集。对前人的词作,朱彝尊是广泛收集、抄录、研究,深入考察词之起源、声律,对词的特征有了深切的了解。他努力想提高词的艺术特性,他对明词是很反感的,在《水村琴趣序》中说:“词自宋元以后,明三百年无擅长者。排之以硬语,每与调乖;窜之以新腔,难与谱合。”[17]他认为明词衰敝的原因归结到《草堂诗余》的广泛流传上。这个在南宋由书坊编辑的带很大商业色彩的词集,经过了元代的冷落,一到明代就广受追捧,其原因是它的娱乐性和媚俗倾向迎合了明人的口味,朱彝尊认为:“《草堂诗余》所收最下,最传。三百年来,学者守为《兔园册》,无惑乎词之不振也。”[18]于是他与汪森、柯崇朴、周筼等一起,花了近20年时间,收集了自唐至元的词人650余家的2250多首词,于康熙十七年(1678)编成18卷,取名《词综》,汪森在《词综序》中说:“世之论词者,惟《草堂》是规,白石、梅溪诸家,或未窥其集,辄高自矜诩。予尝病焉,顾未有以夺之也。友人朱子锡鬯,辑有唐以来迄于元人所为词,凡一十八卷,目曰《词综》,……庶几可一洗草堂之陋,而倚声者知所宗矣。”[19]P1柯崇朴在《词综后序》中说:“兹编搜罗既广,潜隐靡遗,其亦可以豁词林之耳目,使不蔽于近矣。”朱彝尊不仅要求词在形式上要雅,更强调了词的社会功能,正如他在《静惕堂词序》中说:“倚声虽小道,崇尔雅,斥淫哇,极其能事,则亦足以宣昭六义,鼓吹元音。”[20]卷四十在《红盐词序》中也说:“词虽小技,昔之通儒巨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20]卷四十

朱彝尊在很早就看到地域文学的特征,表现出很强烈的地域门派观念。正如他在《孟彦林词序》中云:

宋以词名家者,浙东西为多。钱塘之周邦彦、孙惟信、张炎、仇远,秀洲之吕渭老,吴兴之张先,此浙西之最著者也。三衢之毛滂,天台之左誉,永嘉之卢祖皋,东阳之黄机,四明之吴文英、陈允平,皆以词名浙东。而越州才尤盛,陆游、高观国、尹焕倚声于前,王沂孙辈继和于后,今所传《乐府补题》,大都越人制作也。三十年来,作者奋起,浙之西,家娴而户习,顾浙江以东,鲜好之者。[20]卷四十

朱彝尊在给浙西词派溯源时,也多从地域上着眼。如他在《黑蝶斋诗余序》中说:

词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张翥、杨基,皆具夔一体。[20]卷四十

这些人中,卢祖皋、吴文英、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都是浙江人,姜夔、张辑、史达祖、蒋捷等因他们的词学活动都在浙江也应以浙人相待。

朱彝尊更以自己词的创作实践和与人相互切磋、唱和来推动词学的发展。壮岁时从游曹溶,与之“以小令、慢词更迭唱和”[19],归家之后,又与同里李符等相互唱和。朱彝尊很注意提携后人,这从朱彝尊给浙派词人作的词序可清楚地看到,如在沈岸登《黑蝶斋词序》中将其看做姜夔之传人,他说:“词莫善于姜夔……基之后,得其门者寡矣。其惟我友沈覃九乎?……其《黑蝶斋词》一卷,可谓学姜氏而得其神明者矣。……白石词凡五卷,世已无传,传者惟《中兴绝妙好词选》所录,仅数十首耳。今覃九年方壮,为之日久,其篇章必数倍于姜氏,尽出以示人,人未有不好之者。序其端,窃自喜属和之有人,并以见予赏音之独早也。”[19]这是对同道之人的赞赏,更是对后继有人的欣喜。在为李符写的《耒边词序》中说:“二十年来,诗人多寓声为词。……李子分虎时时过从,相与论词。其后分虎游屐所向南朔万里,词帙之富不减予。曩日殆善学北宋者,顷复示余近稿,益精研于南宋诸名家,而分虎之词愈变而极工。”[20]卷四十李符由早期学北宋到后期“精研南宋诸名家”的改变,可以想见,与朱彝尊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综上所述,清初每一个词派的发展都和一位“领袖式”的人物密不可分。云间词派的陈子龙、柳州词派的曹尔堪、阳羡词派的陈维崧、浙西词派早期的曹溶、浙西词派鼎盛期的朱彝尊,他们通过自己的词学理论主张和词的创作活动,影响着身边的词人,从而形成了一个个地域特色的词派,形成了百派腾跃的局面,共同推动了清初词的中兴。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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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严迪昌.清词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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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三[M] .词话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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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叶嘉莹.清词丛论[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13]聂先,曾王孙.百名家词[M] .康熙刻本

[14]王士禛.曝书亭集序[M] .四部丛刊(上海涵芬楼景印原刊本)

[15]朱彝尊.曝书亭卷八十一 [M] .四部丛刊(上海涵芬楼景印原刊本)

[16]朱彝尊.腾笑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据北京图书馆藏康熙刻本影印。

[17]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十九[M] .四部丛刊(上海涵芬楼景印原刊本

[18]朱彝尊.曝书亭著录序,曝书亭集卷三十五[M] .
四部丛刊(上海涵芬楼景印原刊本)

[19]朱彝尊.词综[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0]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M].四部丛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