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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30日下午就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行第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强化实体经济吸引力和竞争力。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由此可见,发展实体经济已经成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为此,我们要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同时,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本刊集纳工信部部长苗圩等业内专家的观点,集中解读——

笔者看来,现代化经济体系主要是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四者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这个体系首先是现代化实体经济,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根基;其次是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化科技创新体系,再次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现代化金融体系,最后是现代化的经济制度体系。

如何推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实体经济的发展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

作者:本报记者 陈恒

说到实体经济,必然谈到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实体经济为虚拟经济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虚拟经济也能够影响实体经济的经营环境,比如全社会的资金总量和流动、宏观资金循环、企业的资金筹措能力等,也制约实体企业的发展后劲。因而,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要协调发展,虚拟经济要张弛有度。

提升中国制造,破解“双向挤压”

实践证明,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结果就是导致“泡沫经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深层原因,就是虚拟经济“玩过火”而实体经济“空心化”。危机后,欧美国家
“再工业化”、重新回归发展制造业的选择,也证明了世界范围内实体经济“理性回归”的趋势。没有实体经济做支撑,虚拟经济只能是浮萍一样,没有着落,没有方向,四处飘荡。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近年来,在国内外矛盾交织的条件下,中国实体经济也面临着一定的困境。比如,成本的不断提高、全社会“脱实向虚”观念的抬头等等。总体而言,实体经济的困境,集中表现在当前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局面。制造业是中国的支柱产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近40年的高速增长,制造业功不可没。相关数据显示,2016年装备制造业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34万亿元,占全球装备制造业的比重早已超过1/3,稳居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地位。在全球500多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220多种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然而,这样的“世界工厂”,高端产品和中低端产品都面临严峻的挑战,以出口为导向的装备制造业当前面临全球需求结构变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的双重压力,核心竞争力正在减弱。在高端设备上,我国与发达国家有不小的差距,比如行业创新能力薄弱、研发设计水平低、关键共性技术缺失、基础配套能力不足、核心零部件受制于人、核心技术和关键元器件受制于人、基础制造工艺落后、关键材料依赖进口,等等。在中低端产品上,产业结构不合理,大多数产业尚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同时,东南亚等新兴经济体以更低的劳动力成本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与我国形成同质竞争。一方面是产能过剩,另一方面高质量、高价值产能不足;不是有效消费需求不旺,而是高质量、高层次的有效供给不足。可以说是传统产业代表的旧动力在减弱,以新兴产业为代表的新动力不足,成为我国实体经济的主要障碍。

目前,我国已形成门类齐全的产业产品体系,中国制造行销全球,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在原材料、重大装备、消费品等领域的一些产品和服务质量正在接近国际先进水平,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品牌。但也要看到,我国许多产业产品是拼规模、拼速度拼出来的,处于价值链中低端。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中国实体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我们一定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如何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当前,全球制造业已进入更多维度、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全方位竞争阶段,我国产业迈向中高端面临“双向挤压”的严峻挑战。在中低端领域,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低成本、低价格竞争日趋激烈。在中高端领域,发达国家牢牢把控重点行业和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以品牌质量稳占竞争高地,并在创新设计、关键技术创新、国际标准制定等方面掌握着话语权。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的时代,需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信部部长苗圩表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需求出现了多样化特征。整体上看,我国制造业质量改善速度仍然滞后于市场需求变化,质量安全事故和纠纷时有发生,以价格为主的产品竞争格局亟待重塑。由于高品质产品供给能力不足,我国中高端购买力通过“海淘”、境外消费等形式持续外流,一些产品也因达不到其他国家的质量标准导致出口受阻。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我们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前年年底,我国提出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供给结构适应需求新变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杰表示,“质量第一”是全面建设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任务,是当前阶段首要的工作重点和改革方向,而“效益优先”是全面建设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指向,是当前经济发展成果的检验手段和具体导向。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体现在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体现在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方面。

苗圩认为,我国要实现产业升级和质量赶超,重塑纺织、轻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快速提升高端装备制造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竞争力,必须把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作为立业之本和转型之要,这是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必由之路。

推进中国智造,突破“短板瓶颈”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

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当之无愧——我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有的产业类别,同时也是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大国,当前的出口额中80%是工业制成品。但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不强、创新能力不足。在产业链上,我们很多产业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为此,我国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来推进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

新一轮产业变革为制造业质量升级提供了机遇。从供给侧看,当前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网络信息技术与制造业交互融合,深刻改变着制造业的发展理念和方式,不断催生协同创新、智能生产、个性定制等新模式。从需求侧看,中高端消费能力不断提升,催生了大量新的产品质量和服务需求。

苗圩表示,《中国制造2025》非常符合中国产业发展的实际。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也使一批优势企业能够在竞争当中脱颖而出,整个产业也就从中低端向中高端逐渐迈进。只有紧紧把握产业变革带来的质量提升机遇,我国才有望实现制造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的跨越式发展,加快提升中国制造的价值内涵与国际声誉,为建设制造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制造2025》提出,力争用三个十年的努力,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第一阶段,到2025年,综合指数接近德国、日本实现工业化时的制造强国水平,基本实现工业化,中国制造业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第二阶段,到2035年,综合指数达到世界制造业强国第二方阵前列国家的水平,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强国;第三阶段,到2045年,乃至建国一百周年时,进入世界制造业强国第一方阵,成为具有全球引领影响力的制造强国。

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中国制造2025》明确了要实现突破的十大重点领域,比如航天航空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等。我国将以高端装备、短板装备和智能装备为切入点,狠抓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一是继续实施“核高基”、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大飞机、“两机”等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深入实施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三年行动计划,启动实施智能制造与机器人等科技创新重大项目。二是组织开展重大短板装备工程,集中支持重点领域创新发展和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所急需装备的工程化、产业化项目。三是加快突破传感器、工业软件、工控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等突出短板制约,实现一批智能装备和系统的工程化、产业化应用。

他认为,《中国制造2025》的主攻方向是智能制造,智能制造的核心是要更多地使用工控系统和工业互联网系统实现智能决策。所以,中国亟须突破智能制造方面的一些短板和瓶颈。

树立中国标准,实现“两端超车”

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必须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随着我国消费品种类日益丰富、多样化,我国消费品的标准既要适应国内市场的需要,同时还要满足国际市场的竞争需要。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

目前,我国在家用电器、照明电器、纺织品、服装、家具、玩具、鞋类产品、钟表、纸质品、洗涤用品等主要消费品行业,国际标准的转化率基本超过80%。这里的国际标准主要是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标准,包括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EC)两大国际标准组织所制定的标准。根据规划,到2020年,我国主要的消费品领域和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要达到95%以上。

消费品工业有大量公认的国际标准,专家认为中国可以通过主动对标化解阻力。而在生产领域、工程领域、高端装备领域,由发达国家企业掌握的标准话语权,给中国企业走向海外造成诸多困扰,让中国制造、中国工程、中国装备屡受“委屈”。

首先,中国企业“敲门”难——由于本土国认可的是发达国家的标准体系,对中国技术和产品理解不了,由此造成不信任,即使中国有更优秀的解决方案时也经常竞争不过那些老道的跨国企业。其次,实施过程徒增冗繁——中国企业需要将自己的技术方案“翻译”成对方能接受的欧洲标准、美国标准,套入对方的模型中来论证自己的方案。而且,由于东道国一般会要求招用大量本土员工,使得每一个中方的技术人员都肩负着“翻译”的任务。最严重的是,没有话语权——虽然接了项目,但话语权仍掌握在建立这些标准的欧美国家的咨询、监理等公司手中。

在我们熟悉的微笑曲线中,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产业链两端的研发设计和品牌服务上,处于中间的生产制造环节附加值最低。中国企业最需要的,就是通过树立中国标准,实现“两端超车”。而让国际社会认可中国标准,中国质量是基石。标准把控质量,质量促进标准,两者相辅相成。要去低端产能,就要有基本的质量标准作为门槛;要迈向中高端,就要有较高的质量标准去引领。

苗圩认为,要坚持标准引领,制定和实施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的质量标准。以我国制造业优势领域为突破口,鼓励相关企业主导或参与制定国际标准,以高标准引领质量提升。支持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新兴领域的领先企业制定引导性行业标准,支持有条件的协会、产业联盟等制定先导性团体标准,并支持企业采用先进质量标准,推动产品质量不断迈上新台阶。

(本报记者 陈恒)

责任编辑:朱瑞